三線建設，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已經深深留在一代人的記憶里。老一輩本著“靠山、分散、隱蔽、進洞”的原則建設三線基地的艱苦歲月、在三線基地創造的不朽功勛以及孕育而成的三線精神，都被鐫刻在了歷史的長卷上。

　　今年是三線建設60周年，一起感受那段充滿熱血信念與款款溫情的崢嶸歲月。

奔向神秘的“93號信箱”

　　我和丈夫老王曾經都是沈陽119廠（現航天二院283廠新樂公司）的職工，我是鉗工。后來，鄂西北開展三線建設，119廠是包建廠之一，老王作為技術骨干支援三線建設，來到湖北遠安。

　　第二年，他回家跟我商量：“能不能帶上孩子們，我們一家人一起到遠安去？”遠安具體在哪里，老王不能說，要保密。他只說：“在湖北，山清水秀，是個好地方。”

　　我當時想，支援三線建設照樣是為社會主義作貢獻，到哪里都一樣。所以，1972年4月，我帶著一家老小，帶著美好憧憬，從沈陽奔向神秘的“武漢市93號信箱”。

　　到了武漢，我們坐了一夜火車來到當陽。下了火車，又坐上了廠里派來的解放牌卡車，我只感覺前方的山越來越高，路也越來越顛簸。

　　我把信封上的地址拿給司機看，問是不是送錯地方了。司機笑笑說：“快到了，‘武漢市93號信箱’就是國營紅峰機械廠（現航天科工九院紅峰公司），在遠安太平山腳下。”

　　來到紅峰廠的第二天，我碰到了管財務的吳科長。當吳科長聽說我還沒有報到，立即說：“就到財務科來上班！”原來我還在119廠時，吳科長曾在大會上聽到我的發言，認為我很有經濟頭腦。

　　“我不會算賬，只會干鉗工。”我一聽說去財務科，腦袋就大了。吳科長說：“一切都從頭學，還年輕，來得及。”

　　那年我32歲，從頭開始學財務，第一個月的工作就是對著單據打算盤。算盤打熟了，我開始做出納，做借款、報銷之類的賬務。

　　一年以后，吳科長讓我做總賬會計，我感到了巨大的壓力，賬目繁雜，沒有現在的電子表格，都是手繪。有一次，總賬做不平，我日夜泡在會計室里研究做賬的方法。

　　1974年9月，我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彼時，工廠暫停建設，資金停止撥付，工地停工，建設進入低潮。廠里召開大會，提出統一思想，要“爭創干”，不“等靠要”，要用雙手和智慧共渡難關。

　　1984年，我服從組織安排到廠工會工作，任工會副主席兼女工委員會主任。

　　當時，紅峰廠正處于產品攻關的關鍵時刻，時任廠長朱致敏在066基地立下了軍令狀，一定要把產品搞出來。那些年，民品開發勢頭正猛，廠里生產的電風扇、洗衣機減速器等產品正在熱銷，經濟狀況有所好轉。

　　有10年做鉗工的經歷，我一上任就到車間了解職工的思想狀態，感受到了同事們積極搞生產的熱情。我以“為一線加加油鼓鼓勁”為抓手，組織女工講身邊先進人物的事跡，寫下她們奮力拼搏的故事，每天在廠里用大喇叭廣播。時任紅峰廠黨委書記楊梅山為女工委員會點贊：“就是要這樣的氛圍！”

　　圍繞科研生產開展工作，我的工作方式新、辦法多、有效果，我把這些做法歸納總結，寫成了論文，獲得了湖北省工會論文一等獎。因為工作表現出色，我在1988年獲得全國優秀工會工作者稱號。

　　“知心大姐”是紅峰廠職工對我的愛稱。我來三線的時間比較久，對各家情況比較了解，夫妻吵架、婆媳矛盾、家長里短，大家都愿意找我調解。我調解的方法千千萬萬，但是目標就一個——和解。別人眼里的小事、雜事、煩心事，我總是放在心上，默默地做。

　　有一年，廠里組織職工評職稱，一位正在申請高級職稱的同事提醒我：“樊姐，咱們一起報名啊。”我搖搖頭覺得自己不夠格，一旁的人事處處長卻對我說：“夠格啊！你有全國榮譽，符合‘破格’評級的條件。”

　　一個平凡的工會工作者被“破格”評上高級職稱，我總覺得是“天上掉下來的”，而周圍的同事卻認為我是拼命干出來的。

　　不久前，組織給我頒發了“光榮在黨50年”紀念章。當接到沉甸甸的紀念章時，我激動得熱淚盈眶。

　　（口述：樊萬琴、整理：鄧順英）

“三道溝”里的煙火歲月

　　1978年至1980年，江河廠（現為航天科工六院江河公司）招收了近百名青年充實工人隊伍。幾年后，眼看著這批青年到了該結婚的年紀，可工廠卻拿不出這么多婚房供大家居住。

　　為緩解青年職工結婚住房的困難，江河廠將建廠時留下的營房維修后分配給新結婚的職工，并取名為“15棟”。不到三年時間，“15棟”的24套房子都住上了新人。

　　工廠首批選點、勘察設計的人員剛來時都借住在老鄉家，早期進廠的職工住席棚、簡易房和生產隊的“干打壘”房子。和老一輩相比，我們這些在20世紀70年代末進廠的職工住上了單身宿舍，80年代初成家時就分到了婚房，算是趕上了好時候。

　　“15棟”是最靠近生產廠房的一棟樓。用石頭做墻體，總共三層高。但江河廠職工一般不說“15棟”，而習慣說“三道溝”，就像后來根據居住人群而命名的“新四棟”“八字樓”“老五棟”“將軍樓”等。就憑這些宿舍代號，你就能區分來自不同地域的人和進廠時間先后，大致知道誰是從內蒙古來的，誰是從陜西來的，誰是從湖南來的。

　　寂靜了多年的“三道溝”因為這些年輕人的到來熱鬧起來，大聲嚷嚷的、吵架哭鬧的、唱歌嬉笑的，“三道溝”從此開始有了煙火氣。

　　當磚頭大小的收音機播放著當時歌星美妙的歌聲時，“三道溝”就顯得浪漫起來了。伴隨著新生兒一個個出生，啼哭聲也充斥在“三道溝”中。

　　“三道溝”在兩山之間的溝里，在遠處很難發現這里還有一棟樓房，正好應了“靠山、近水、扎大營”的要求。“三道溝”與工廠家屬區有點距離，但偏有偏的好處，溝口有一個水溝，大人在那里捉魚摸蝦，小朋友在樹林里捉迷藏。

　　樓房前是一塊不大的水泥地，是大家帶孩子玩耍、乘涼的好地方。場地邊的電線桿上掛著一個高音喇叭，下班后大家都喜歡在此聚一聚，嘮家常、聽新聞。住一樓的幾戶人家還備有許多小凳子，有買的，也有自己用木板釘的，大家自取自還。

　　自行車是那時候人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。自行車上有木制的小孩座位，有換煤氣的鉤子。周末，大家都要騎上自行車去城里逛逛，先到食品公司門市部用肉票買一斤豬肉，再帶小孩去河對岸的鳴鳳公園，孩子們最喜歡排隊坐旋轉飛機，5毛錢一次，一般都要玩兩三次。

　　我們這批人家里姊妹多，條件都不是很好，做家務的手藝還說得過去，即使有個別做飯不怎么樣的，在這種大環境下，也不得不請教他人和自學，擔起伙夫之職。每當哪家飯做好了，必定是推開窗戶喊：“吃飯啰！”寂靜的山溝里聲音傳的老遠，小朋友不管是追蜻蜓、抓蝴蝶的，還是做游戲捉迷藏的，都要立即停下，各自跑回家去。

　　要說做飯，“三道溝”的人手藝各有千秋。平日里誰家做了好吃的，就會邀請三五個鄰居來家里蹭飯，大家一邊吃一邊說說笑笑，好不熱鬧。

　　那時過年一般都回父母家，每年過完年回廠上班后的那段時間是很熱鬧的，鄰居們互相請客，品嘗各地帶回來的美食，交流春節新聞趣事。

　　當時種植蔬菜是大多數人下班后主要忙活的事情，雖然工廠每周派車到鎮上拉蔬菜，但是面對幾百戶人口，一卡車的蔬菜是遠遠不夠的。當然，工廠的菜店平時也會有大頭菜、榨菜、土豆、洋蔥等食品供應，但要想天天有新鮮蔬菜可以吃，那就只有靠自己種了。工房周圍、住宅樓前后和附近山坡上開出了一塊塊的蔬菜地，綠油油水靈靈的蔬菜看起來十分誘人。

　　在八車間的工房邊，師父給了我一小塊地，在“三道溝”我又開墾了兩塊地。我們向老師傅請教種植經驗，還要了種子。菜是種上了，就是一直都種不好，不是長得慢就是太“苗條”。

　　那幾年就這么拼拼湊湊地過來了。后來，我們也學習老職工在樓房前搭起了柴棚子。到我們成家時，職工們已不再燒柴火做飯，都用上了液化氣。搭柴棚子是為了裝雜物、放自行車、放雞籠喂雞、放種地的工具。柴棚子所用材料都是在山上砍的，我們騎上自行車到山上砍粗細不一的棍子，買了油氈、鐵絲等，兩三人一天就建好了。

　　現在時常回想，我們住在“三道溝”時，怎么那么有干勁兒，上班、帶小孩、做飯、種地、喂雞，每天都有成長和進步。

　　我家在“三道溝”住了6年，等孩子要上學時，就告別了這里。2000年左右，“三道溝”的住戶基本都搬出來了，“15棟”完成了住宅樓的使命，成為了原材料倉庫。我這一輩子一共搬了4次家，但記憶最深刻的還是在“三道溝”生活的歲月。（文字：李國瑞）

三線情深

　　我在068基地（中國航天科工湖南航天前身）度過了半輩子，最難忘的還是那些跟同事們一起走過的日子。

我有20多名“司機”

　　20世紀80年代，我是基地宣傳處的一名干事。那時，我就有20多名“司機”，其中男女老少都有，涵蓋領導、一般干部、工人、學生、家屬等，載我的車有紅旗、飛鴿、鳳凰、松鶴等品牌。

　　一個人竟有這么多的“司機”和車，而且這些“司機”的職業身份如此廣泛，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　　事情是這樣的，1981年，在一次意外事故中，我不幸受傷，雙腿感染致殘，行動極為不便。情況最糟糕的時候，我拄著雙拐，每步只能走20厘米左右。

　　那時候，住處距離上班的地點有近兩公里的路程，且路況十分不好，上班要爬一個坡，下班要爬兩個坡，每天光是上班我就要走近一個小時，要是遇上刮風下雨就更艱難了。

　　大家把我的難處看在眼里，記在心上。會騎自行車的，都主動地當起了我的“義務司機”，只要看見我走在上下班的路上，都會熱情地把我載上。

　　當時的基地工會主任陳喚明身形較胖，自己騎車已然氣喘吁吁，但只要在路上看到我，就會馬上停下來叫我上車。打字員李湘云常常騎車帶著女兒出門，但只要碰到我，她的女兒就馬上從自行車上下來步行，讓我坐上去。有一次下雨，她們已經到家了，聽說我還沒回到家，小李又騎車回頭去迎我。宣傳處處長唐宗健幾乎成了我的“專職司機”，為了我們兩個人坐上去能保持安全、穩當，他把自行車的鋼絲、飛輪都換成了新的……

　　大家的幫助讓我感到十分溫暖。很快，我就重新燃起了昂揚的斗志。

莫道災難多，同志情誼深

　　1989年7月，我家中的柜臺上整整齊齊地擺放著4堆小山似的“禮品”，有蜂蜜、奶粉、麥乳精、水果罐頭等。

　　為何有這么多人給我們“送禮”？原來是我愛人不慎從自行車上摔下來，牙齒碰掉6顆、口腔受傷嚴重，情況十分緊急。

　　基地領導和同事們聽到這個消息后紛紛趕到醫院探望她。當大家聽說我愛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能吃流食時，不約而同地給我們送來了慰問品。

　　在我愛人住院期間，基地機關還派出了照護人員，他們視病人為親人，細致周到地照顧她，為她擦洗、接痰……

　　那段時間，我雙腿行動不便，家中還有兩個小孩需要照顧，但我家的家務事很快就被左鄰右舍承擔了下來：每到開飯時間，就會有幾家人同時來叫我們去吃飯；我家的糧食吃完了，很快便有人送來大米白面；我家的樓層高、水壓太小，自來水有時候沒法到達樓上，很快就有鄰居幫忙提水送來……受到這樣的照顧，我們一家人怎能不心懷感恩呢？

在缺水的日子里，我家從未斷過水

　　時間來到1992年，068基地整體搬遷至長沙。剛搬來的時候，家屬區常常停水，需要去外面提水回來。我家卻為此犯了難：我就是空手走路都很艱難，而我愛人在距此很遠的地方上班，每天早出晚歸，孩子們才剛剛上小學。

　　在這種情況下，許多同事都主動關心我家的用水問題，要給我送水。有時，我甚至還發愁該怎么處理同事們送來的那么多水。

　　有一天中午，我回到家里就看到客廳里擺著3大桶清澈的水，趕忙問孩子是誰送來的。

　　孩子說，一放學就見門口放著這3桶水，于是就提進來了。其實我心里清楚，自從停水問題頻發以來，已有動力車間李良海、通信站張雨清、基地辦公室寧新文等幾位同志陸續來給我家送過水，這幾桶水大概又是他們送來的。

　　以上3個小故事，僅僅反映了三線情、山溝情的一個側面。我永遠感謝那些幫助過我家的熱心人，并永遠為他們點贊！（文字：張必成）